出庭9次的让马克·图温宁（Jean-Marc Thouvenin）与出庭7次的马蒂亚斯·福托（Mathias Forteau）同为阿莱·佩雷的学生。

法律定义舍弃了历史与现实的具象，是在明确某些语词法律属性的基础上，表达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所指。但这种清晰是概括性语言所做不到的，因而我们的问题是：法律运用中一般性法律定义需要那么清楚吗？法律的确定性、清晰性，立法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吗？就法治实践的一般需求看，法律定义只要能满足交流、控制、指引思维就够了。

其次是根据体系思维以及法治之理的审视，不然就没有法律自主，也就不可能有法治。立法者只要能够做到法律一般性意义上的清晰也就够了，一般意义上清晰对法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件事情是通过揭示该词所涉及的事物的特征(既包括此事物与同类事物的共有特征,也包括使之与其他种类事物区别开来的特征)来划定它的范围。法律定义通过明确法律之所指，可消除思维的任意性。定义思维是基础的法学思维，包括两个层次：一层是立法角度的定义思维，即把法律以定义的方式表达出来，建构法律基本属性包括一般性、独立性、明确性、稳定性等。

法治思维是使用定则，即使用定义。对于模糊性规定还能推出很多想象不到的新意，对清晰的法律也能找出休眠的理由。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人们更加珍惜人的尊严的价值。

在宪法生活中，人们重新理解宪法，在生活中重新感受宪法价值。自从正义概念产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们认为，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而宪法作为法中之法应从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和实现社会正义。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社会正义，具有自身的逻辑与范畴，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其内涵。这种观点把基于尊严、自由为出发点的正义原则仅仅解释为分配正义的层面，从而把国家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义务转换为生存关照的社会义务的履行。

比如，我们强调生命至上并不是否认尊严，也不排斥自由，但如没有生命权的支撑，生命所体现的尊严与价值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因此，对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这一名言也需要赋予新的内涵。

而近代的自然法学者则把正义与理性结合起来，把自然法、自然权利作为社会正义的基础。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讲：疫情结束之后，人类怎样从一种非常态的规则世界转入常态的规则世界，非常态下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延用到常态的生活，会带来个人自由的侵害。在中国，我们始终以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为优先，坚守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捍卫生命。该文件考察了生命权和保护生命的义务、健康权和获得卫生保健的权利、迁徙自由以及关涉弱势边缘群体的平等、不歧视和包容的权利等。

所以，在防疫抗疫中，我们看到了正义的光辉，平等理念的感召力。在疫情中，自由与秩序、自由与生命权之间发生了冲突，如何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维护社会正义之下的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以自由、秩序与公共利益为基本要素，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自由的保障，才能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让每个人充满活力、充满创新，这样才能够让国家保持应有的活力。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已从前疫情时代（before corona,B.C.)，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after corona，A.C.）。

疫情后，有些地方将非常态的法治直接转为常态下的法治，把非常态下采用的一些规则、程序、方式以及思维直接延用到疫情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坚守社会正义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全面实现正义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

实际上，生殖性与治疗性克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不对治疗性克隆进行严格限制，会导致人的尊严的毁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既不能把平等权泛化，也不能把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要正确区分合理差别与不合理差别的界限。

在这种社会主义宪法正义观下，国家发展中应充分体现正义哲学，消除不公平的现象。尽管我们的防疫抗疫制度并不完美无缺，也有不少改进的空间，但通过防疫抗疫所传递的价值观，就是国家的价值观——人的生命保护是优先的。特别是面对严峻的疫情，从实践理性的视角，需要把正义与健康有机结合起来，使正义获得更广阔的价值空间。这是我们对正义价值的误解。以德国基本法为代表，人的尊严与人权保护成为宪法理念中的核心关切。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对于生命的优先保护，奢谈其他价值，要么是忽略了个体性的价值，要么是混淆了价值权衡的层次。

因此，有必要从维护弱势群体的正义观，转向以尊严为核心理念的正义观，赋予国家更多的实现社会正义的义务。人类需要自由权，同时也需要社会权，防御国家权力的滥用。

自由在中国宪法上，既体现在争取自由的历史观、国家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在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形态，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五）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与正义 宪法学必须考虑国际秩序的变动与不确定性。

2020年4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对防疫抗疫问题，不同的国家表现了不同的考虑，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但有一点上是有共识的，G20宣言中的第一条就是维护生命的尊严。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热衷于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的界别，强调形式平等的重要性，客观上淡化了实质平等的正义价值。

社会正义已延伸到全球正义国际正义，树立全球正义观，消除贫困、不平等，保护移民、难民、儿童等主体的利益，改变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正义的传统观念。魏玛宪法专章规定了有关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德国人民有请求国家给付的权利。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配正义是指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们按等比原则办事，即所谓不同品德的人们在社会上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不同的社会荣誉和不同财产数额。法治以宪法为基础，自由和秩序的最终的统一、平衡、协调，利益的权衡应基于宪法的判断。

德国宪法上的社会国原则实际上奠定了社会保障领域国家维护与管理正义的能力。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亚洲国家中，社会正义原则作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原则在起作用，如《卡塔尔宪法》第7条中规定，国家致力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机会，使他们享有能够在保障社会正义的法律指导下工作的权利。

从学说史的演变看，人的尊严理念滥觞于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并伴随着历史变迁不断滋养着现代文明与制度，体现为人权文化。通过这次疫情，我们需要一个稳预期的法治观、稳预期的宪法、稳预期的宪法学，学者不能当事后诸葛亮，需要建构稳预期的宪法制度。

科技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有造福于人类的一面，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盲目的科技崇拜会侵犯人的尊严、人的平等权，破坏人的生活方式。宪法规定并保障自由是实现正义的基本要求。

基于此，理事会特别强调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应当是包容的和性别响应的（gender-responsive）。从国家价值层面，把自由这一神圣的价值纳入宪法规范体系，使国家发展目标更加清晰，构建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国家观。在正义观的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正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把正义划分为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把特殊正义又进一步划分为分配正义和平均正义。秩序存在的目的是自由的保障，自由需要在宪法框架里得到保障，也必须以合理的秩序作为基础。

平等权的相对性允许合理差别的存在。我们已经经历了自由被剥夺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仍将持续。

在以正义为基础的理性与对话的平台中，自由、正义与秩序共同构成宪法秩序与文明的生活方式。（四）建构以生命和健康为核心的新的基本权利体系 在后疫情时代，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如何优先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信息载体与工业技术的结合，进一步给健康权带来挑战，食品安全治理也面临着新挑战，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力。经济平等是苏加诺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宪法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